赵明昊: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外国军情     |      2019-11-28 11:52

为霸权行动寻找正当性

   无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认为,过去500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在苏联行将就木的时刻,美国战略学者约瑟夫·奈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着作《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他认为,传统的帝国太依赖硬实力,容易因扩张过度、树敌过多而瓦解。美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软实力优势,通过灌输美式价值观,从而控制世界。冷战结束后,互联网革命横扫全球,美国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突破和肢解苏联的丰富经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中等强国进行持续的文化攻势。就在国人刚刚意识到美元比美军利害的时候,美网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媲美美元。

   正如同千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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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其实,双方最应该在学术和政策研讨层面坦诚相见,哪怕唇枪舌剑。这个层面的交锋进行得充分和及时,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或许就可以避免或推迟。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卡特关于美国肢解中国的话题,在此略作展开,并以此对照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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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约瑟夫·奈还曾经全面批判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谬误。可是,他的解决办法却依旧是偷梁换柱:让大家都相信霸主是讲道理的,霸主则限制自己的军事行动,更多地用经济、文化手段讲道理,并且还要打造国际制度,从而杜绝“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就是今日在中国学术界大行其道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对待“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一样,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概念面前,中国学者作为国家的思想者,也应该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基本立场上,进行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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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1世纪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称霸和全球反霸。中美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一世界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第三世界与美国、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朗核问题一样,都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和政治学者在上兵伐谋阶段,精心炮制出来的学术烟幕弹,目的是降低受害国的警觉意识,减少其反抗阻力,阻止联合反霸,以便各个击破。

   二、为什么人们更加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2500多年前,斯巴达与雅典在希腊城邦体系内双雄并立,同时又都在地中海周边进行殖民扩张。由于地理邻近,且双方都奉行扩张政策且扩张方向重叠,终于形成一山二虎般尖锐的霸权对决。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而这被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曲解,从而提出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在新时代,强国的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做好中国制造,打造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还要具备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能力,而且要能守能攻。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如今,虽然中美都在联合国体系内,但中美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并非势均力敌,中国只是地理上的亚洲大国,而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世界,控制着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海峡,牢固地掌控着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国策,绝不进行领土和势力范围扩张;而美国则采取全球扩张政策,力图通过控制欧亚大陆进而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o艾利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逻辑,但毋庸讳言,只要美国不放弃控制、演变、颠覆、肢解中国的战略目标和计划,中国就不会停止捍卫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国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会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中国不会停止捍卫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图为中国空军主战飞机赴南海战斗巡航。

美国一些学者以此描述中美关系,不由分说地将中国强行定位为崛起的挑战者,而美国出于恐惧被迫采取行动,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应该负责。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0至1960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如果把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和二战结束后美国历任国防部长的对华言论做一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对华战略图谋是一以贯之的。秉承大英帝国的战略遗传,以山巅之城、世界灯塔自诩,以建立世界帝国为最终目标的美国,眼睛里盯着的不是身后的世界第二,而是眼前永远的世界第一。在它设定的征途上,它要削弱清除的不仅仅是离它最近的石头,而是一切它认为碍事的石头。中国总有些人认为不要刺激美国,试图通过一再妥协、顺应,换取所谓的发展机遇。这就未免太幼稚了。为了维持一极独大的现实地位、追求更大的绝对权力,美国必将继续对世界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各种各样的压制、利用。针对不同的对手,美国的战略团队会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提出无穷无尽的政治名词。具体到中国,“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是其中一个自欺欺人的学术借口而已。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新中国成立时的实力,相对于美国望尘莫及,对美国国家安全更谈不上丝毫威胁,但美国依旧对新中国封锁、威胁、讹诈。现在,中国经济实现了一定发展,但综合而言,距离美国的先进发达程度仍有巨大的差距。美国又是演变、颠覆,又是围堵、威胁,同样无所不用其极。显然,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从开始到现在都不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

   距今25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冲突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中国不能缺少“防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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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内涵比以往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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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历史看,当年英国是老大,美国当老二的时候,美英最终进行世界大决战了吗?没有!英国是在全球殖民地解放运动中自然衰落的,并不是被美国通过战争直接推翻的。今天,美国在二战后当了世界老大,很多人说美国有打老二的传统。但纵观美国二战后的战史,美国打得最多的是小国,对真正的老二苏联,美国反而没有动一枪一炮;苏联也没有发动推翻美国的战争。

   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俱乐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的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过5年。

“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国防部长谈论颠覆、肢解美国的问题,中国军队也没有在美国周边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中国学者也没有人进行关于遏制甚至搞垮美国的研究。大多数的中国学者都如出一辙地思考如何化解美国的敌意围堵。这种严重的思维不对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于美国缺少起码的“防人之心”,以至于中国学者中很少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独到见解,甚至不愿意触碰关于战争的敏感话题。

2008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